在外国的宪法实践中，基于不同的道德立场和宪法解释方法，宪法审查机关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制度或立法的合宪性作出大相径庭的判断的例子并不罕见。
[45]全国人大财经委在1993年的预算审查报告中就建议：1993年国家预算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以后，必须严格执行。从公开的文献来看，彭真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违宪概念进行了论述： 第一，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来认识违宪概念。
[53]程子华：关于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1年第3期，第85-86页。二是对国家公职人员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纠正和必要的制裁。政治性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之后，中国宪法学研究进入合宪性审查时代，中国宪法学者也有必要反思宪法学术如何贡献于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建设和具体运作。这是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在2017、2018两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虽然披露了具体存在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但并没有对相关问题规范使用违反宪法违宪与宪法相抵触等措辞。
根据这些素材，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支撑起相关的经验研究，也使违宪的初步类型化成为可能，进而可以观察，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实践中，是如何认识违宪这一概念的。[65]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对此作出违宪判断，宪法也并未进行相应修改。由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到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我国在该领域认识的不断提升及重点的变化。
有学者认为，所谓部门宪法乃是相对于传统 国家宪法而言，如 经济宪法劳动宪法 社会宪法 教育宪法文化宪法 宗教宪法 环境宪法 科技宪法等。面向国家的、民族的、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课题，宪法与环境法等部门法学科须再一次有机整合，以生态宪法学的面貌整体登场，回答生态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建构的重大理论问题。[18]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新时代的发展，参见张占斌、戚克维：《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生态文明观》，《环境保护》2017年第22期。其二，从属性上看，生态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能动性。
进入专题： 生态宪法学 新时代 。他指出：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
实际上，现代生态法学的发展与前苏联法律科学领域中的生态学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Naney K．Kubasek and Gary S.Silverman，Environmental Law( Fourth Edition) ，prentice Hall，115( 2002)。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关系的建构完善等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多维考量，正逐步替代早期的强调对环境污染的单一化控制。主要包括：作为生态文化体系准则的生态价值观念的法治化。
[[vi]][7]《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94、1220页。其一，生态宪法学可以在理论上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需求。[[xxv]]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实质要求权利义务二者并重。将生态文明的宪法与法律规范体系有机融合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当中以及用法治方式和手段保障生态安全即生态安全保障体系的建构要遵循法治化路径[[xxix]]等等。
代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千年大计。生态权利的宪法化可谓大势所趋，有学者认为，生态权利、生态价值命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正常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之内吸收生态环境中现行法律无法破解的难题，以内部化、法律化解决所谓的外部性问题。
特定的中国生态宪法观的有机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也是生态宪法中生态人的基本遵循。行为的法律性质等于行为与法律规范的关系。
随着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日益深入，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入宪暴露出的人类利益中心的弊端，并不完全符合法律生态化的价值依归及发展趋势。[19]关于权利的生态观念变迁，参见江必新：《生态法治元论》，《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6]关于系统论，参见曲阳：《卢曼法社会学述评》，《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二是不仅仅关注人本身，更关注人与生态之间的合理关系。王树义、周迪：《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治》，《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11]有学者多年前就曾指出，独立学术话语体系是该学科在学术上说话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乃至生存空间。
其三，生态人的内涵应当在人与生态系统的应然和谐关系中把握，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的历史使命，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秩序。[[x]]陈海嵩：《从环境宪法到生态宪法——世界各国宪法生态化趋势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当前，生态宪法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宪法和法律保障综合方案，理论意义在于为生态文明法治提供适足的理论体系。[17]在笔者看来，法学上认识和把握生态人概念，应体现如下逻辑。
[[xix]]因此，生态人是对传统的法律人概念的革新，在有关生态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应当将生态人进行类型化分析。（3）国家基于生态环境的维护及改善从而享有的可持续发展的利益。
[[xiii]] 不管是基本的知识来源、基本范畴还是研究思维和方法，生态宪法学都带有明显的宪法学特征，属于宪法学科的新发展领域，整体可算是部门宪法的重要一支。若公民实施的经济、社会等行为是合法、适度的，符合生态宪法和法律的基本机制遵循，就当然有权在与生态有关的法律关系中获得正当的生态权益，且这种权益应属于积极受益权范围。生态环境治理属于党执政的重大政治问题且关系党的根本使命宗旨，同时作为重大社会问题关系到是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依归与评价标准。它规定人们在利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准则。
[[xxv]]G.W.Paton,A Textbook of Jurisprud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285. [[xxvi]]蔡守秋：《环境权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保护生态环境、满足人的尊严体现了我国生态宪法学和生态法学的研究目标一致、功能殊途同归。
[15]相对于传统法学，生态法学有两大变化：一是其研究不仅关注当代人，也关注后代人。[[ii]]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直接最有力因素。
根据奥·斯·科尔巴索夫的观点可以得知，现代生态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社会对生态这一概念的认识深化，促成了生态法概念的诞生。[16]关于生态学的发展阶段，参见刘贵华、朱小蔓：《试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教育研究》2007年第7期。
（一）第一阶问题 生态宪法学研究所要应对的第一阶问题来自实践层面。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条也明确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15]有关生态法的表述，请参见王树义：《论俄罗斯生态法的概念》，《法学评论》2001年第3期。注释: [1]相关的具体论述，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3）明晰环境权作为美好生活之权利保障的内在要求。[[xxii]]因此，依据生态权利，我们或许能更好地概括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增多的丰富面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与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的良好对话。
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作为生态法学核心概念的生态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前苏联法学家奥·斯·科尔巴索夫提出。
[[xxviii]]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42页。一是宪法作为立法依据，为环境法中的环境条款提供立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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